自新公司法颁布以来，随着企业并购、资本流动加速，股权交易频繁、操作不规范问题日益突出。

最高人民法院前不久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数据显示，全国法院受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案件9.7万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.3万件，同比上升78.42%，可谓爆炸式增长。

这其中，股权转让纠纷占比近六成，长期位居公司类案件首位。作为商事案件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，由其衍生出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、股东资格确认纠纷、股权回购纠纷等次生案件，复杂度极高。

股权纠纷的特点也决定了它是代理律师回报大、值得投入的领域——涉诉金额显著高于普通商事案件，以北京海淀法院为例，近五年公司类案件总标的额达146.91亿元，其中超1000万元案件占比14.07%，且比例逐年上升。

不难看出，大额股权转让纠纷标的额常达数千万至数亿元，直接关联律师代理费的阶梯式计费，能够显著提升单案收入。

股权纠纷易引发股东内斗、公司僵局甚至知情权、解散纠纷等连环诉讼，律师需要成为企业的“危机解决者”，提升行业声誉；股权转让又常伴随公司控制权变更、章程修订、治理结构调整等非诉业务，律师可借此延伸提供常年顾问服务，绑定高净值客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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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代持关系下，存在着多重法律风险。

股权代持的核心难点便在于，真实权利人与商事外观的激烈冲突。

律师既要处理包括规避外资准入、国有资产监管非法代持等在内的效力认定及责任分担问题，又要厘清“名义股东”与“实际出资人”在股东资格、收益权、处分权上的复杂关系，还要防范名义股东通过转让、质押等手段擅自处分股权导致的善意第三人保护难题。

更不要说，往往还要评估实际出资人因公司不认可、名义股东破产或失信导致的权利落空问题，以及名义股东可能因公司债务或抽逃出资被追责的潜在风险。

让与担保中，名义股东即债务人滥用处分、设定负担等权利，和实际权利人即债权人滥用控制权的风险并存；担保权实现时，又涉及名义股东恢复原状与实际权利人处分变现之间的冲突。

这一阶段，首先涉及到股权变动模式不清晰及善意取得适用争议问题。

有限公司股权变动遵循“合同生效+公司认可”还是需要“股东名册变更”或“工商登记变更”，一直以来作为生效要件都存在理论及实践分歧。由此衍生出“一股再卖”、“名义股东处分股权”、“单方处分夫妻共有股权”情形下股权变动时点及归属的极大不确定性。

善意取得制度能否、如何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争议极大，“善意”认定、合理价格、登记公示等证据要求的把握是实务操作中的重大挑战。

还有优先购买权行权的程序性与救济复杂性问题。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权环节细节繁多，易生争议；面对其他股东恶意规避或违反程序的行为，受损股东可选择何种救济路径，又成为了律师为其制定诉讼策略的关键难点。

再比如特殊主体的转让限制问题。股份公司发起人、实控人、董监高的法定减持限制，特定行业从业人员的持股限制，以及职工“身股”的可转让性问题，都需要律师在交易前、中、后进行周密的法律合规审查，否则极易导致转让协议被认定为无效或无法履行。

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、履行风险，到股权变动的生效节点；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规则，到特殊主体及国有股权转让的限制，再到税负计算与承担……

这些痛点充分体现了股权转让纠纷的多维性、交叉性（合同法、公司法、婚姻法、继承法、税法、国有资产法）以及理论与实务的深度交织，对民商事律师的专业深度和实务经验提出了极高要求。